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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出版界掀起了出版（包括重印）鲍曼作品的“小狂潮”。鲍曼这个名字也被更多读者所熟知。鲍曼是谁？齐格蒙特·鲍曼出生于1925年11月19日。在漫长的20世纪里，他当过士兵、军官和教师。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用“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来分析现代社会及其危机。 《现代性与大屠杀》、《立法者与翻译者》、《现代性与矛盾》等专着塑造了他的声誉，使他跻身经典思想家行列。晚年，他以超越年龄的热情继续观察世界和青春动态。现代社会已经从过去的固态演变为液态，一切都在流动。这是鲍曼对现代社会特征的主要描述。是的，人们没有现成的可以直接参考的人生计划。对于现代人类来说也是如此。过去如此，对于今天的年轻一代更是如此。我们怎样才能看到前几代人的生活经历呢？鲍曼从整体性和连续性的角度讲述了代际之间的辩证关系。因此，他的思考不仅展现了一种生活艺术的积累，也描述了年轻人的现状和感受。在鲍曼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从出版和传播的角度关注鲍曼为何如此受年轻读者欢迎，并邀请年轻学者从读者和观察者的角度了解鲍曼。本文为第二篇。本文邀请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王立秋和《熟悉陌生》译者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黄金鸥两位青年学者来探讨他们对鲍曼的解读。本文内容来自新京报《书评周刊》11 月 14 日特稿“齐格蒙特·鲍曼：青年之友”，B04 页。 B01《主题》齐格蒙特·鲍曼：年轻人的朋友 B02-B03《主题》阅读鲍曼：当一切熟悉的事物都变得陌生 b04《主题》采访|他给年轻人一种“活生生的思想” B05《文学》《直男》：美国围城 B06-B07《社会科学》《重新思考无人机》：暴力与技术滥用的逻辑 B08《中国学术文摘》中国法制史文摘一篇|新京报记者 李永波 福柯是医生，鲍曼是诗人 新京报：首先我希望大家从读者的身份出发，回忆一下刚接触鲍曼时的感受。你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与同时代的思想家相比，鲍曼对现代性的看法和反思有何特点？王立秋：我第一次接触鲍曼是在社会学课上。我读过《现代性但当我后来翻译他的相关著作时，尤其是对话集《熟悉变陌生》，我对他的印象确实很深刻。鲍曼的文笔流畅、简单，并不像某些理论家那样含糊其辞。他让我想起了他所说的，他的视野并不局限于狭隘的专业界限，而是跨学科思考。除了这两本书，我还推荐阅读鲍曼的自传《我的生活片段》。鲍曼生活在一个规则被固定的时代，读他的自传，你会看到一个更聪明的人是如何穿越复杂的时代的，而鲍曼的经历却与他在波兰、流亡到苏联、最后定居英国的经历息息相关。特别是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下，当我看到西方左派在某些问题上表现得奇怪时，鲍曼的“老左派”立场就显得具体而合理。黄金鸥：我第一次读鲍曼大概是在2014年或者2015年，当时我比较关注现代性问题，所以我的阅读对象包括利奥塔、米歇尔·福柯，以及“液态”液态的“鲍曼”。如果比较的话，福柯是一位医生，鲍曼是一位诗人。福柯的工作更加深入。他探讨了隐藏在现代社会看似理性的秩序之下的权力压迫，这是个人差异的根源。他谈论“根源”，而鲍曼谈论现象。齐格蒙特·鲍曼。鲍曼思想的孤独并不在于寻根，而在于他的隐喻。他说现代性是“液体”，听起来不那么哲学，但他准确地抓住了这个性格：我们的秩序不是固定的。液体物体不能长期保持形状因为现代性解构并分散了稳固的东西。它是无情的、流动的。因为它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所以空间在这里并不重要——这个时刻，下一个时刻在其他地方——但时间很重要。鲍曼为什么说自己是诗人？因为诗人比哲学家更能让我们同情、安慰我们。哲学太沉重，鲍曼更多地探讨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中个体的处境。这种差异在我个人的生活经历中是非常明显的。当面对极端的事情，比如感受到强烈的权力压迫时，我会想到福柯关于监狱和疯人院的理论。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仍然会想起鲍曼。比如，我博士毕业后第一次租房子，尽管我只在那个高度住了一年半，但我终于体会到了鲍曼所说的：作为一个“流动”的人，我在城市里没有固定的空间，空间并不重要。流逝的时间是我的城市的经历。这正是鲍曼所描述的“北漂”群体的“流动”或“漂流”的生命状态。在这个层面上，鲍曼理解我们。新京报记者：鲍曼的基本理论实际上是在二十年前或更早的时候就提出的。多年后，无论是“卷入”的压力、“平躺”的选择，还是亲密关系中“既渴望又逃避”的矛盾思维，似乎得到了当代年轻人的巨大共鸣。您如何看待鲍曼与年轻人的代际交流？为什么你认为鲍曼能击中年轻一代的痛点？王立秋：年轻人能够体现鲍曼，因为鲍曼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活生生的思想”。鲍曼的特殊性在于他的东欧背景和他对社会学的广泛理解。在英美学术体系中，学科之间的分工很细，学者很难思考“不太专业”的大问题。但鲍曼打破了这个限制。到了中晚年，鲍曼不再致力于提出新的、原创的理论，而是担当起规范性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调动现有的文献和理论资源来回应现实。他是知识分子生活公开展示的典范，向我们展示了知识分子如何思考当下的问题。它超越了狭义的学术研究，更接近广义的“公共社会学”。 （现在公共社会学很“热”，但是公共社会学不像有些人把知识包装成一步步提供职业培训或者知识付费，没有什么“宣传性”。能有人教你如何思考，鼓励你思考，真是难得。鲍曼在研究。当然，有人会抱怨内容很多重复，没有可以借鉴的要点和结论。）（但事实上，有思想的读者不喜欢重复，每一次重复都是如何在既定轨道之外真正思考的又一次示范），但我认为他的价值在于这种思维的生命力，思维的节奏和脉搏。黄金鸥：鲍曼与年轻人产生共鸣的原因有很多。首先，他善于使用公认的隐喻。这种讲故事的方法可以给各个年龄段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人类最重要的同理心。其次，尽管技术在迭代，但现代性的本质逻辑没有改变，甚至加速了。我们仍处于加速主义时代，城市化和全球化无处不在。鲍曼讨论的是人面对液体时的状态——我们想要确定性，就像结婚誓言承诺一百年不变，但现代性注定是流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他的理论具有超越时代的力量。我对鲍曼在《工作、消费主义和新弱者》中的判断产生了共鸣。鲍曼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发达时期后，生产不再重要，消费才是主要。当前的经济形势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对“新穷人”的定义非常具有独创性。过去穷是因为没有工作，没有生产力；今天的“新穷人”是因为他们不想或不消费。消费成为证明身份的唯一途径。例如，如果你在和朋友紧张的时候说喝茶，话题就会立即变成“你用什么壶？你买谁的茶？”其背后是庞大的消费链。如果你只有一个普通的陶瓷杯，似乎就没有资格说你在“喝茶”。这种消费逻辑不仅造成了人们的分层，而且还产生了某种压迫。维持自己的圈子和人脉资本，不失去朋友朋友们，你们一定要完成你们的消费。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当然，baoMann也有他的局限性。他把消费和剩余生产分开。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鲍曼有点偏激，忽视了消费中也有快乐和精神满足。因此，我们不能否认消费，也不能认为我们的压迫来自于消费。前段时间，我参加了《Born Liquid》的读书活动，这是鲍曼和一位年轻的意大利记者之间的对话。其实一开始我对这种类型的书还是挺抵触的。在我看来，这不是一次“对话”，因为年轻人的知识水平无法与鲍曼进行平等对话。这不仅仅是一次面试。另外，我不确定鲍曼是否真的关心年轻人提出的有关纹身、整形手术和欺凌的问题。但我理解鲍曼为何这么做。这反映了他的感觉社会责任。即使他并不真正理解年轻人的处境，他也愿意倾听并愿意利用他的理论资源为你提供一个视角。这件事本身很重要。北京的“回望”与“期待”新闻：当我们读到鲍曼和斯特朗的反思时，鲍曼是安慰我们，还是在清醒地认识自己和周围环境后强化一种无力感？您认为鲍曼与读者的共鸣最终会走向何方？王立秋：可能是因为，与鲍曼相比，我们生活的时代太过“稳定”和“顺利”，而我们习惯的历史叙事太过“进步”，所以当下的困难和预言似乎坚不可摧，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感到黑暗和压抑。鲍曼活得更长，经历了更“有趣”的时期（借用霍布斯鲍姆的书名）。他的思考的有趣之处可能就来自于这一方面。已经巴uman 提供了一种思维转变，以应对这种无力感。通常我们习惯于问“因为什么？” （因为什么？），这是一种向后的视角，寻找过去的原因来解释现在的情况。但鲍曼主张我们问“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这是一个前瞻性的观点。我不仅问我为什么这样做，而且问我为什么这样做？这是一种指向未来并包含变化可能性的逻辑。社会学的一个中心思想是知识本身可以带来改变。正如霍桑实验所表明的那样，当人们知道自己正在被监视和研究时，他们的行为就会发生变化。同样，当我们对当前的情况一无所知时，我们就会完全陷入结构之中，认为“这就是我的命运”，并认为一切都是我们的错。但当你读了鲍曼的书后，你就知道你不必承受所有的压力，也不必孤单。你会发现你的很多过去决定不是你的意图，但却正在塑造你。对过去有新的认识，本身就是改变未来的开始。这就是思考和阅读意义的解放。鲍曼壁画。黄金鸥：鲍曼在书中提供了一些解决方案，但他提出的一些解决方案——比如用工艺伦理取代职业伦理——非常浪漫，甚至是乌托邦，在现实中很难实现。脱离资本的逻辑，我们不能谈论个人的舒适，因为现代生活的舒适本身就是建立在资本的基础上的。关于阳痿的感觉，我想直言不讳：大多数读鲍曼的人并不是没有选择的“牛马”。那些在网络上自嘲“牛马”的人，大多是坐在北京、上海写字楼里的“资产阶级”。他们有出路，但他们别无选择。真正生活在贫困线边缘的人们没有闲暇在社交上让自己快乐平台。如今的痛苦往往来自于“既想要又想要”。对于那些被困在大工厂里的人来说，如果自己确实没有办法，或者自己想要的东西只能在这里得到，最好想清楚，而不是猜测时间或者拼时间去争取。这就像加缪的问题：你为什么不自杀？既然你不是被选择去死，那支撑你活下去的诉求是什么？这是主要的事情。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